2008年，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年薪191300美元（美国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薪水单列），而这一年外科医生的工资是206770美元。
当前的重点是加快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决定这一切的，是我们的认识和理念。
市场的驱动力一旦显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将被激活。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建立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设定战略目标时，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将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列为主要目标。有必要先改革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质量考核指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是要推动管理方式创新，规范各种税费标准，清理不合理的企业税赋，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成功的改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加快同全球经济的融合。对于国有企业内部具体事务要坚决放下去，不要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确保具体运营不越位，真正做到放虎归山，推进国企的市场化治理，让市场决定人员的进出和资本的去向，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切实发挥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的作用。国有资产从管理向治理变革，将形成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克服传统的国资委—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中政资不分的弊端。坚持用法律、规则、程序来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权责界限，避免国资委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部门的行政随意性，保证在国有资产治理中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对于国有资产的善治。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导向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加快建立以职业素养、职业能力等为主体内容的国企管理者资质评价制度。
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连接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中枢，一方面接受国资委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专门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和运作。从当前全国人大组织结构上看，专门委员会偏少，对政府部门监督职能有待完善。
具体来讲，从管理到治理，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行为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运行模式由单向垂直型向交互复合型转变，践行理念从管控、强制、命令向法治、协商、民主转变。各省（区、市）和部分市（地）也相继组建国有资产监督机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首次明确了政资分开的概念多年来，中国和希腊一直存在一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帮助塑造现代世界的悠久历史文化。
这种情况将整个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且放大--并分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导致"算盘银行"--银行家们对资金进出银行的常规监测未能管理与传统银行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作为所有者、投资方、企业家和管理者涉足公用事业、电信、交通和能源，从而维持低效率企业的持续运营，这种现象在中国更为普遍--其政府是国有企业（SOE）和乡镇企业（TVE）的直接所有者--生产诸如钢铁、洗衣粉、铝和厕纸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此类事件的发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长，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不是欧元区一个小国家。这就发生在2011年的希腊，当时，该国的半苏联模式崩溃，拖垮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政府--缺少资源无力资助它在其经济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你会明白中国金融危机可能会是更大规模的希腊式危机的原因。作者：Panos Mourdoukoutas 译 刘少宇 校 丁盈幸 进入专题： 希腊式危机 。
希腊债务的"减少"之所以对希腊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由政府掌控的银行和养老基金是一般政府和政府所有企业的债权人。/ 其二，政府同时拥有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所有权是集中信贷风险，不是分散，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贷崩溃，希腊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简言之，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贷款给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大家皆大欢喜，直到有些人必须要付账。以及房地产开放商，他们既是引发该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也是推动与之相关的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当涉及到系统性信贷危机的可能性时，中国的情况犹如雪上加霜。这两国的政府还涉足其各自的银行业--掌控几乎所有主要银行，并通过政治命令，而非市场力量，实行信贷配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两者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半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直接或者间接受制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国有银行直接贷款给政府所有企业，通常会展开一些列的公益活动。现在，想想希腊经济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
后果是什么？银行最终将背负大量的不良的贷款--正如我在《日本和中国算盘银行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bacus Banking In Japan and China）一书中所探讨的。 本周，当全球商界和政界的领袖齐聚瑞士达沃斯-克罗斯特斯(Davos-Klosters)参加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会被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提到：全球经济将要面对又一场希腊式危机吗？ 我急于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是一场希腊式危机的合格候选对象，那它一定是中国
以及房地产开放商，他们既是引发该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也是推动与之相关的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希腊债务的"减少"之所以对希腊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由政府掌控的银行和养老基金是一般政府和政府所有企业的债权人。
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此类事件的发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长，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不是欧元区一个小国家。现在，想想希腊经济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你会明白中国金融危机可能会是更大规模的希腊式危机的原因。 本周，当全球商界和政界的领袖齐聚瑞士达沃斯-克罗斯特斯(Davos-Klosters)参加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会被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提到：全球经济将要面对又一场希腊式危机吗？ 我急于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是一场希腊式危机的合格候选对象，那它一定是中国。
多年来，中国和希腊一直存在一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帮助塑造现代世界的悠久历史文化。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当涉及到系统性信贷危机的可能性时，中国的情况犹如雪上加霜。后果是什么？银行最终将背负大量的不良的贷款--正如我在《日本和中国算盘银行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bacus Banking In Japan and China）一书中所探讨的。
这就发生在2011年的希腊，当时，该国的半苏联模式崩溃，拖垮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政府--缺少资源无力资助它在其经济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两者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半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直接或者间接受制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作者：Panos Mourdoukoutas 译 刘少宇 校 丁盈幸 进入专题： 希腊式危机 。这种情况将整个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且放大--并分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导致"算盘银行"--银行家们对资金进出银行的常规监测未能管理与传统银行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作为所有者、投资方、企业家和管理者涉足公用事业、电信、交通和能源，从而维持低效率企业的持续运营，这种现象在中国更为普遍--其政府是国有企业（SOE）和乡镇企业（TVE）的直接所有者--生产诸如钢铁、洗衣粉、铝和厕纸等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两国的政府还涉足其各自的银行业--掌控几乎所有主要银行，并通过政治命令，而非市场力量，实行信贷配给。
国有银行直接贷款给政府所有企业，通常会展开一些列的公益活动。简言之，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贷款给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大家皆大欢喜，直到有些人必须要付账。
/ 其二，政府同时拥有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所有权是集中信贷风险，不是分散，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贷崩溃，希腊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可能才真正触动了决策层决心进行全面反思和一揽子改革规划。
在粮食安全方面，过去我们主要是立足国内生产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部署农业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强调农业生产。然而我们难以用道德加以评判。